清朝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那你知道清朝的有哪些吗?下面是范文亭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清朝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清朝的故事：对西学情有独钟的康熙
康熙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繁荣阶段。康熙皇帝雄才大略自是众所周知，其不盲目排外，闭关自守，有意识地吸收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并重视自然科 学，奖励研发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更是被后人称道。在中国古代庞大的帝王队伍里，他是唯一一位认真学习西学的皇帝。而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均将西 学视为洪水猛兽。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康熙并没有将自己学习西学的精神延续下去。那么，他既然那么努力学习西学，又取得了很多成绩，从西学中，他 又看到了西学的科学之处，他为什么不将这种认识传给后来的子孙呢?他为什么要学习西学呢?
1.杨光先反教案
事情还需从1665年说起，这一年，清廷发生了一件事，看似很小，但却对康熙触动很大。把这件事称为“杨光先反教案”。
从历史对杨光先的记载来看，他年轻时就喜欢好强斗狠。崇祯时，他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朝野称其为奇人。明朝灭亡，他跑到江 南，后又旅居京师。顺治时，他在钦天监任职。此人对西方的天文历法全凭感知，但他却是个爱国人士。面对当时西方教士在朝中担任重职，特别是钦天监的重职， 他忧患意识顿起。他上疏顺治，认为《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以此来攻击当时的天主教徒、钦天监正汤若望。可此次上疏却如泥牛入海，原因 是顺治帝对汤若望很宠幸。到了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朝廷，认为这个外国人是混蛋，他骨子里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举例说，汤若望的《时宪历》只推 到二百年就没了，意图大大的坏了，这是让大清只存在二百年啊!
他随后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明君主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清朝出现了盛世局面。
杨光先所谓的“好历法”在他心里肯定是要加上双引号的，不然，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对好的东西这样排斥呢!
为了验证各自的天文理论，杨光先和汤若望比赛测日食发生的时间。汤在《时宪历》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按照今天的算法应该是下午三点二十六 分)。而杨光先也预测到这一天有日食，不过比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左右。为了验证到底是谁对谁错，两个人打赌，赌注是性命，谁输了谁就把命 拿出来。
1665年1月16日，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算命的、看的全部聚在一起，无非是想看个热闹，也想看看到底谁能死。
时间一点一点地在向前走，到了下午三点十分左右，阳光明媚。杨光先有点慌，按照自己的推测，太阳应该被遮起来才对。可过了几分钟后，阳光，依旧明媚。
杨光先脑袋渗出汗来，大家都知道，首先他的预测落空了。接下来就要看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是否能出现日食，如果再过十分钟后，日食还没有出现，那么两人就都是笨蛋。
但杨光先并不想承认汤若望是笨蛋，他的目的是把汤若望送进地狱。就在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时，忽然传出了时间官吏的声音：“汤若望预测的时间到!”
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板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但是， 他的这种想法注定要落空。当杨光先正在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时，一向厌恶外国人的鳌拜早告诉了通报时间的官吏要他提前报时。对汤若望来讲，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阴谋。而对杨光先来讲，这是“中夏”齐心协力抵御外敌的最的一次。
正当他得意洋洋地望天时，忽然感觉太阳光不是那么强了，只是一分钟的时间，太阳被什么东西遮住了。杨光先大叫道：日食。
这或许就是奇迹，原本，汤若望预测的并不准确。可有人却帮了他的忙，而将时间提前了。从比赛规则来看，汤若望取得了胜利。不知原因的群众都为汤若望鼓掌，他们不知道，汤若望是永远也赢不了的。
汤若望最后还是被判有罪，要处以死刑!但由于这次预测比赛的影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地震和太皇外国人笔下的汤若望和顺治帝。传教士汤若望与清朝的最高 统治者关系密切，也深得他们的赏识，但部分清朝大臣却对其不满。汤若望与杨光先的预测日食时间的比赛，实际上是其反对者设立的一个阴谋。
太后的干预，他最后保住了性命。可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五个人还是被斩首了。
这显然就是一件冤案，直到1669年，康熙废掉鳌拜亲政后才为这桩学术公案平了反。
而当时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康熙年纪尚小，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这场并不公正的比试一点都不懂。他后来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 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由此可知，康熙当初下苦功学，只是为了“断人之是非”。后来的许多事情也的确证实了他的这一初衷。他常常亲自动手进行科学观测，向大臣们炫耀自己的科学知识，出面挑选专家，自己充当“科学裁判”。
2.轰轰烈烈的宫廷西学风
康熙对特别感，他除了处理日常的朝政外，几乎连续用三年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数学方面。他聘请擅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为他讲 解天文仪器和数学仪器的用法，又学习刚传入中国的西方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有关数学的应用知识。为了听讲和阅读的方便，他南怀仁专门为他编写了一 套教材。
那时，第一批传教士由法国出发来到中国。至于这批传教士为什么会知道南怀仁(1623—1688年)，字敦伯，比利时人，清 朝初年到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给康熙教授数学东方还有个中国，还要归功于南怀仁。这位聪明的比利时人看到汤若望含冤而死，很怕自己在中国也呆不了几 天，就天天写信四处邀请人来中国。人多了，好办事。这些传教士里有许多人行前便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其中的洪若翰、白晋、刘应和张诚还被任命为法 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南怀仁为使康熙皇帝能更准确地掌握知识，也为了“外人”多一点靠近这位大树，特请传教士白晋和张诚两人先学习满话，等他们达到可以和别人交流时，便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原理”。
每天上午，康熙派车马接送他们进宫口授文稿内容。在皇帝的畅春园里，康熙不耻下问，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白晋和张诚在讲授的草稿中补充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得著作中的很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
洪若翰、白晋来到中原的时候，带了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三十箱科学仪器作为见面礼献给康熙。康熙在学习中很善于使用这些仪器，也很重视。在边学习边实践中，他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数学主要仪器的用法、几何学和算术的应用法。
1713年，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了算学馆。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康熙在国史儒林列传有一席之地)。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康熙由于用洪若翰献上的奎宁(金鸡纳霜)治愈了他的痢疾，所以他又对西方颇为欣赏，命人翻译了《人体解剖学》。自从学习了算术后，他还能计算“河道 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六次南巡，视察黄河及运河工程，并亲临治河现场调查实例。时值暮年，他还主持纂修集自然科学之大成的巨著《律历渊源》。
康熙对来自西方的科技特别重视和珍惜，他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来华的传教士先后献给康熙和他父皇顺治的观测仪器和测量仪器，康 熙不是把它摆在皇宫里当作装饰品，而是经常把那些仪器找来，弄清它们的用法。白晋为了讨好康熙，甚至把法国梅恩公爵赐给他的天文观测仪——大半圆仪作为珍 贵礼物进献给康熙皇帝。
这位善于讨好康熙的白晋在撰写的《康熙帝传》中更是大拍康熙马屁：“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传教士制作的地图和仪器。清朝，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有些与统治者交往甚密，他们除了带来教义，也带来了有别于中国的科学。
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不过，对于这个天文观测仪，康熙倒是很喜欢玩它。他经常在御花园使用它，有时他外出狩猎巡幸时，就命令侍从们背着他到处奔跑，用它来测量某个山头的高度和其地方的距离。
3.《皇舆全图》的悲哀
康熙早就想酝酿绘制一幅既全面又详尽的全国地图，特别是跟俄国谈判，深感如果没有一份精确的地图，会给沙俄可乘之机。于是，在参与中俄边境谈判的张诚等 人建议下，他经过多年筹备，于1708年，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参加这项重大科学工程的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国传教士，以及多位满汉官员。十年后，具 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制完成。
《皇舆全图》一共测定了六百三十个经纬点。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梯形投影法，以通过当时首都北 京的经线作为中央经线，比以前绘制的地图具有更高的科学性。有人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图学的一个大进步。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 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却完成了全
《皇舆全图》局部。由清康熙帝主持，中西方测绘人员合作，历经十年测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采用经纬差各一度的梯形经纬网格，详细地表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距离及其汉字名称，并在边疆地区加注满文。
国性的三角测量，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但这份被人称为“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的地图在后来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从本质上来讲，康熙的所谓科学和南唐帝的爱好诗、明熹宗朱由校的爱好木匠活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
许多人对诗和木匠活没有兴趣了。所以，有人就将这两位皇帝看成是不务正业，而科学在今天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康熙便成了某些人大书特书的人物。
直接一点说，他也是不务正业。和那两位皇帝相比，他是幸运的：他没有因为不务正业而把江山弄得一塌糊涂，反而把江山梳理得还很好。这是因为康熙头脑清 醒，他虽然爱好西方科学，但其治国思想的武器仍然是程朱理学。在好学的康熙。康熙热衷西学，这未免有点不务正业，但朝政却并没有荒废，反而治理得井井有 条。这就是明君和昏君的区别吧。
教育政策上，他仍以八股取士，并颁布《圣谕广训》，以程朱理学之道德规范。
可以这样来讲，康熙皇帝虽然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兴趣，并有所倡导，但并不像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改革旧教育制度，以近代科学代替传统的教学内容。康 熙皇帝在“西学中源”的旗帜下接受一些西方科学知识，但基本的思想体系还是没有改变的。因而，在康熙时期，中国古代教育仍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的 科学技术仍然是以“落后”这个词出现在历史典籍中的。
和《皇舆全图》一样，康熙所学习的一切所谓科学知识都没有派上过真正的用场，个 中原因错综复杂。比如他对科学的喜好更多是出于其个人兴趣，而不是为了促进发展和推广科学，“蒙养斋”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历算书籍编纂完成后就被 撤销;再如，在康熙时代实际组织科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是皇三子胤祉，但雍正上台以后，胤祉受到打击，科学也就和它的主人一样被人扫地出门了。